有关翻译的争议

冯唐译作被指不雅 莫言小说被大改

        前段时间，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有评论指其文字不雅，“逾越了翻译的底线”，甚至是对泰戈尔的“亵渎”。不过也有人认为，冯唐“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事实上，因翻译而起的争论并不少见。

　　“翻译即背叛”

　　“翻译即背叛。”在回应翻译莫言作品的质疑时，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曾引用了这句意大利谚语。在他看来，自己的翻译是“用中文读，用英文写”。

　　不过，葛浩文的这种屡试不爽的翻译方式虽然让经他手的译作广为人知，却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即是其在翻译中将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的结尾做了较大地修改。

　　在中国，葛浩文“不忠实于原著”的译本屡遭非议。对此，他曾说，“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他还是会“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但在美国，批评的声音转向了相反的方向。美国已故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当年在看了由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后，在《纽约客》上写了4页评论，推测译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中文原文”，最后批评“英文翻译的陈词滥调十分乏味”。而葛浩文则对此表示，“如果真的逐字翻译，我翻译的小说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

　　翻译与原著的本土化

　　客观地说，葛浩文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将莫言的作品“本土化”为英文作品的过程，即使是批评葛浩文的人也会承认“他那样改，在国外有市场，这是事实”。并且这种“本土化”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显得相对“成功”。

　　但有时，过度的本土化也会曲解原著的意味，并招致批评。

　　今年获诺奖的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有这样的遭遇。例如，她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哀鸣》(VoicesfromCher nobyl)在中国被改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来出新版时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有报道指出，这其实是中国书商惯用的套路。“把《切尔诺贝利的哀鸣》译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现在就有了一种‘乱世佳人’的感觉，激发人们对于那场灾难的无限遐想。”

　　类似的例子还有几年前的一本英语著作《你的误区》(YourErroneousZones)被引入中国时，书商觉得这个名字太不引人注意，于是就换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流行语《正能量》，结果这本书在中国狂销了上百万册。

　　而曾在北京上演的《哈姆雷特》也因某些台词的翻译过于“本土化”，引发了观众笑场。比如在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说的一句台词：“尽管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过谗人的诽谤。进尼姑庵去吧，去，再会！”

　　和翻译过度相反，没有本土化，或是本土化不完全也是翻译中常碰到的问题。

　　中国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时，就会面临在国外“本土化”的问题。例如，美版《甄嬛传》的一些翻译就不被网友认可。

　　还有网友特别总结了那些“不能忍”的翻译：首先，《甄嬛传》被翻译成了《Empresses in the Palace》(宫中的后妃们)，“一丈红”成了“The scarlet red(罪孽深重的红)”，“惊鸿舞”变身“Flying WildGoose”(飞翔的野鹅)，皇后的名言“臣妾做不到啊”，被翻译成了“I truly can not bear it”(我真的不能忍啊)，华妃的金句“贱人就是矫情”被无情删除，有人猜测：这是美国人翻译不出来，直接放弃了么？

　　个人化的翻译

　　和本土化不同，文章开头所言的关于冯唐翻译的争论则是因为其个人化的风格而导致的。这种个人化的翻译风格直接造成了相关评论的两极化。了解、欣赏冯唐写作风格的读者认为很好地体现了其本来的风格。同时也有网友质疑：“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何不自己写一本诗集？”

　　对此，有网友认为，“译者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造。”

　　而此前也有报道指出，类似的现象早已有之。“比如严复的《天演论》，这部在中国现代化中起过启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经经历过严复的选择与改造，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而诸如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师们，在翻译作品时也多有夹带个人色彩的习惯。”报道还将这种对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译称为“豪杰式翻译”。

　　对此，媒体人韩浩月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丢失原始信息的过程，再完美的译作，也不见得能与原作媲美。也正是因为如此，无数译者在翻译时兢兢业业，既要凸显自己的全部心血，又不能夺人之美，把不属于原作的元素掺杂进去。尽力保持原作风貌，尽力表达原作者意图，这是翻译工作的根本，也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只有对原作保持充分敬意的译作，才会赢得读者的尊重。

　　见仁见智的翻译标准

　　事实上，当下有关翻译的标准并不清晰，基本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如前文所述，葛浩文认可的翻译方式是“用中文读，用英文写”，也有人认为这是“翻译干了作者的活”；冯唐的翻译体现个人化风格，也有批评指其应“尽力保持原作风貌”。

　　对于将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李继宏曾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判定方法，他认为好的译本应该具备两个要素：“首先，译本一定本身就是好的中文作品，要通顺，不能在语法、语言学上出现问题；在译本通顺的基础上，第二是译本表达跟原著的契合度，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否译本也能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只是表浅的东西，译本能不能还原原著的思维过程，能不能用中文来模仿英语的表达。”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对于翻译有争议的尝试外，还有不少质量不高，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兆忠曾呼吁，翻译需要职业伦理，而这个职业伦理就是底线，挑战底线应该受到制裁，这和创作的自由并不矛盾。

　　李兆忠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伦理？谁来负责裁定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克服。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职业伦理是对的、是合理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底线式的，绝不可违反的伦理体系。”